数字化催生的新劳动力（第2页）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更广泛的转变。除了哈默预测的工作重构，我们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不需要中心决策，也不需要永久的员工，而是通过选择特定的人才来完成特定的项目或任务来开展公司业务，集中的工作场所正在消失。同时，正如我在第5章所讨论的，这些分享经济平台中嵌入了一些特定功能，这些功能降低了许多行业专业化的需求——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向某些企业颁发特许经营的方式。
即时劳动力供给
工作曾经是与工作时间紧密相关。根据不同的职业，工作分为12小时倒班制或8小时工作制。今天，工作可以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小时间单元里，间隔短至一到两分钟。分享经济催生的新市场使我们能以更精密和更有效的方式供给劳动力。
以按需服务平台Spare5为例。Spare5允许人们在他们的移动设备上完成小任务以换取一定的费用。美国人每天大约花三个小时使用智能手机。虽然完成任务要花费一定时间（例如，通过一个在线银行应用程序订购商品或支付账单），一个对在星巴克排队或在高峰时间乘坐公共汽车的人们的快速调查显示，大部分人用三个小时在做没那么必要、“非生产性”的事情，比如玩糖果粉碎传奇（dyCrush）或水果忍者（FruitNinja）等小游戏。
Spare5只需要这些空闲时间的5分钟（或更多），将花在玩游戏或浏览社交媒体的时间变成可以赚钱的时间。这些工作任务包括从标记照片到完成调查，都是简单的任务（有时还有些无聊），但是在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中却很必须。
理论上，公司通过利用有技能、有知识的劳动者来获利，而劳动者通过挽回流失的时间而获利（例如，他们浪费在上班和下班，坐在等候室、医生办公室、孩子游泳课的社区中心大厅里等待的时间）。简而言之，劳动效率提高不是通过榨取更多现有劳动者来实现，而是寻找浪费掉的可以变成工作的时间。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个社会成本：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忙于进行数字化的微型工作，我们可能会牺牲宝贵的休闲时间，忽略一些作为小企业经营者的工作生活相平衡的好处。
任务经济
在过去，雇用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去执行很多小任务并不可行，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的行政成本非常高。今天，越来越多的小任务可以越来越容易地以最小的交易成本外包给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在著名的Web服务应用程序接口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Amazon’sMeicalTurk）上可以看到这种“任务形成”（taskifi）的早期例子。这个机器人向消费者连接了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将任务项目分解为简单的任务，每个任务的价格从几便士到几美元。
有人可能会想，如果一个像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平台，比如Spare5，主要被用于简单的任务如照片标记和调查反馈等，会对经济的主体生产性工作的完成起到削弱作用。例如，我们会看到复杂的咨询项目或销售活动被分解成小任务由这些平台上的人在业余时间来完成吗？
当然，关于微任务平台上可以做的工作范围我们已经讨论了，它似乎是有限的。然而，一个被NBA达拉斯小牛队的所有者以及美国真人秀节目《鲨鱼坦克》（SharkTank）的投资者马克·库班（Mark）所支持的平台HourlyNerd，创建了一个类似TaskRabbit的管理咨询市场。位于瑞典的UniversalAvenue（主要为各个平台匹配合适的销售人员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创建一个提供销售人员的按需服务的市场。由WorkMarket（兼职劳务资源平台）开发的这样的企业软件将使公司更容易进入这些按需市场，并将该市场整合到企业的工作任务流中。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最近由未来研究所（IheFuture）的戴文·费德勒（DevonFidler）首创的一个事物，它被称为临时首席执行官（iCEO），“虚拟管理系统通过自动将复杂工作划分成小的、独立的任务”。费德勒的系统演示了通常与高级管理人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工作如何通过oDesk、Elance（两者均为自由职业工作平台，于2015年合并同时推出一个新的品牌产品Upwork）等软件以及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的劳动者将任务分成小份。例如，临时首席执行官被要求为财富50强的客户创建一个124页的研究报告。费德勒形容说：
我们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插入项目的参数，即任务流程结构化，然后点击启动。例如，为了创建一个石墨烯生产情况的深入评估体系，iCEO要求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的劳动者搜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系列文章。去除重复性的内容后，文章列表将会被传递给来自oDesk的技术分析师，由此人提取和排列文章的主要观点。然后，一组Elance的作家将这些变成连贯的文字，再由另一组的相关专家进行审查，将材料按照oDesk的编辑、校对员以及核查人员的顺序进行传递。
iCEO将任务发送给来自世界各地的23个人，包括创建60个图像和图形，然后固定格式和成型准备。我们站在幕后，看着iCEO执行这个项目。我们很少需要进行干预，甚至当报告的各个独立组件提交给iCEO进行质量检查或花时间招聘员工时也不例外，因为品管部门和人力部门也由iCEO实现了自动化（例如，oDesk承包商为这个项目进行招聘本身就是一个oDesk任务）。
工作被分成更小的单元或特定任务，因此公司组织可以和过去一样让一个全职员工做更多的工作，或者让原来由一个全职员工完成的工作由一个或多个兼职外包劳动者来完成。后一个组织方法的优点是有更大余地去保证任务在时限前完成，而且确保没有白拿工资的闲人。此外，招聘、用人以及支付薪酬可以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因为匹配外包劳动者和公司组织分享经济平台总是“工作中”的。工作和技能进行匹配变得越来越自动化，这也使公司组织更容易与在不同时区的外包劳动者进行合作。
看不见的工作
当我们进入一个经济体时，在这里工作被分解为许多个任务在世界各地范围内通过人们利用空闲时间或通过按需平台被完成，而且这里的服务是由多样化的各种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提供，或者由在别的方面也是专家的多面手提供，所以我们来跟踪该经济体就业情况的系统开始面临严重挑战。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人只在一个领域，从事全职工作。如果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会保持失业状态直到他们找到另一个全职工作。在今天的经济中，就业或失业越来越难以衡量，因为微创业行为、多重兼职、自由职业以及流动性自主创业扰乱了传统的定义和衡量标准。参议员马克·华纳在《今日美国》的一次视频采访中谈到劳动力性质的改变时，提到了他三个女儿在20岁时的态度：那一代的人，见面第一个问题不是“在哪里工作”，而是“现在你在做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他们的业余时间成为微型创业者，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符合20世纪的理想“工作状态”，没有“工作”和拥有“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衡量。那么我们如何衡量分享经济中的就业情况呢？
在美国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美国劳工部收集失业人数的数据是否足够精密以反映出这些变化。想象一个人曾经有一份全职工作，但现在离职了，在Uber开车或在TaskRabbit上提供服务。如果那个人在回应劳工统计局的调查时说这个新工作是为了赚钱，那么他们将继续被算作就业中。
但是，劳工统计局报告的数字并没有捕捉到这些每周至少工作1小时的非雇用劳动者所产生的额外“就业”或“工作”（比如，同时也从事Lyft业务的软件承包人）。此外，劳工统计局调查对既参与分享经济又同时拥有全职工作的人没有很好地统计入内（比如，一个投资银行家也在Airbnb定期出租公寓，一名医生同时在Etsy上制作并售卖手工艺品）。
正如2013年我与《大西洋传媒》（AtlanticMedia）的记者艾米丽·巴杰（EmilyBadger）讨论到的，部分挑战还在于参与这些工作的人怎么思考自己正在做的工作。调查问卷上关于工作、主要工作、其他工作或产业等问题的提法，可能导致分享经济中的人们都仅仅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符合这些提法而没有将自己的情况报告出来。我向巴杰解释说：“Etsy上的编制手工艺人认为她出售的是其爱好的产品，BlaBlaCar的司机认为他只是从慕尼黑到汉堡顺道载了人而收一点油钱。而Airbnb的房主从不去计算上周她花了多少小时‘招待’从芝加哥来的游客。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完全统计经济体中所有工作的方法。”
除了反思我们的统计方式之外，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正如已经证明，以现有的经济衡量手段难以完全反映分享经济的影响，如GDP（在第5章中详细讨论过），通过现有的雇用办法，分享经济创造的工作也不能很容易被理解。我们还需要引入关于工作质量、收入稳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指标。一份通勤时间长、花费高的全职工作可能比不上两个在家进行的兼职工作。以现有的标准去衡量是很难得出这个结论的。无论新引入什么样的指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现有经济衡量方法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公平等），我们就业方面的衡量也一样。
我通过强调针对Uber的正在进行的劳资纠纷问题作为本章的开头。正如我在本章已经讨论过的，这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个更广泛的由数字化带来的对全世界工作的重新定义的一小部分。无论这些还在继续的事件结果如何，也许对于Uber的劳动争议最重要的影响是社会注意力引入了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展开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在这场正在进行的转变完成之前拥有新的劳动政策，摒弃过去错误的将人分为“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二分法，从而对生产性工作的分类进行重新定义，打破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和全职工作挂钩的关系，以更好地支持新兴网络社会的小企业主。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20世纪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否适合这个新世界的工作。我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些问题。